新聞事業的發展史(新聞事業的發展過程)
一：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介紹
該書是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復旦博學”精品教材《新聞與傳播學》系列教材（新世紀版）中的一種。其以專業的視角，即以中國新聞事業自己一身發展的歷史規律為脈絡，闡述瞭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將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瞭一個新的層次。作者在書中繼承瞭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又用其開放性的視野和國內外新聞傳播文化的基蘊，形成瞭這部教材兼專著。
二：20世紀30-40年代，中國新聞事業的主要構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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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间位置新聞聯播的發展史
◆《新聞聯播》發展歷史 1976年黨的生日那天，依據全國省級電視臺共同協商的建議，北京電視臺第一次試播全國電視新聞聯播，向 1985年:主持人羅京微波幹線沿線的10多個省、直轄市電視臺傳送信號。播出時間10～15分鐘，隻有外景片，沒有播音間的口播。早期《新聞聯播》的地方新聞，大多數是通過班機或火車送到北京，加上洗印、編錄，快則一周，慢則半月才能跟觀眾見面。
1978年1月1日，中间位置電視臺《新聞聯播》正式開播。1958年中间位置電視臺建臺伊始，新聞欄目就承擔起“新聞立臺”的責任。目前，《新聞聯播》是中國收視率最高、作用與影響力最大的電視新聞欄目，同時它也是全世界擁有觀眾最多的電視欄目。
《新聞聯播》創辦當年的12月，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zhong gong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全會開啟瞭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歷史的巧合，使《新聞聯播》肩負起記錄時代變遷的重任。因此它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忠實的記錄者。
《新聞聯播》內容涵蓋、經濟、科技、社會、軍事、外交、文化、體育無所不包，它以客觀、生動、富饒的紀實手段記錄瞭中華大地30年來每天發生的變化。因此它是一部最真實的歷史教科書。
從中國總書記，到普通黨員；從耄耋老人，到少年兒童；從白領階層，到藍領職工……都是她的忠實觀眾。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同一時空下，情系祖國的振興，關註民族的未來。因此她是黨和聯系勞苦大眾群眾的橋梁與紐帶。
1979年9月1日起，央視創辦新欄目——《國際新聞》：新華社每一天專門為它編發5分鐘國際簡訊；加播英美合資的“合眾單獨電視新聞社”外景片；並從收錄新聞，航寄北京。
1980年勞動節起，《國際新聞》保留欄目名稱並入《新聞聯播》。後來，《新聞聯播》改進編排，不再把口播國際新聞與國際新聞外景片分開，《國際新聞》完全並入《新聞聯播》，鞏固瞭《新聞聯播》的龍頭地位。此間，地方臺新聞由航送改為微波幹線傳送，《新聞聯播》播出時間增至30分鐘。
1981年春天舉行的青島會議，作出兩項重大決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電視臺都是中间位置電視臺的集體記者，有責任有義務向中间位置電視臺供稿；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電視臺必須轉播《新聞聯播》節目。這使她在短時期內擁有瞭最龐大的記者隊伍，構建瞭世界觀眾群體最大的新聞傳播網。全新的管理理念、傑出的人才隊伍、務實的敬業精神、先進的技術手段，推動瞭《新聞聯播》飛速發展，也帶動瞭電視新聞事業不斷進步。因此她是中國電視新聞改革創新的領軍者。
從1982年報道咱們國傢的十二大開始，中间位置把重大時政的發佈時間從20點提前至《新聞聯播》的播出時間19點，重要新聞first of all在《新聞聯播》中發佈。從此，不論國際新聞還是國內新聞，不論中间位置政令還是地方民生，《新聞聯播》都是最權威的發佈機構。
1982年9月1日開始，重大時政消息由《新聞聯播》首發，確立瞭她單獨的新聞發佈機構的地位。
1984年起，《新聞聯播》派遣駐外記者，收錄中華電視臺《華視新聞》；並和亞廣聯A、B、C區的國傢、地區交換新聞，加強瞭有關第三世界的報道。
1987年起，《新聞聯播》收錄美國CNN等國際新聞。
1991年9月1日，《新聞聯播》通過國際衛星頻道走向世界，覆蓋全球。目前，《新聞聯播》在全世界17個國傢和地區建立瞭18個記者站(點)，並與CNN等全球知名的電視機構建立瞭新聞節目交換合作關系，“揚獨傢之優勢，匯天下之精華”成為她的宗旨與特征。世界重大突發事件往往成為《新聞聯播》“本臺剛剛收到的消息”；《新聞聯播》播報的內容也常常成為境外主要媒體的國際報道。因此她是中國瞭解世界與世界瞭解咱們國傢的窗口。
1996年1月1日起，《新聞聯播》由錄播改為直播，時效性進入爭分奪秒的新時期。
上世紀末起，很多國傢和地區都可以看到《新聞聯播》，《新聞聯播》走向世界。
2005年以來，《新聞聯播》越發註重“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越發關註百姓身邊的好人好事，關註普通黨員的奉獻，關註普通單位的經驗。弘揚瞭真善美，起到“感動中國”的公益效應，遏制瞭不良現象蔓延。
2006年新聞頻道改版後，各節目皆有自己一身的側重點，而《新聞聯播》則是全部新聞的精選與匯總。其間，播音員的新老更替，挑起瞭廣泛關註和熱議。
四：新聞學的發展歷程
信息的文字傳播幾千年以前就有瞭。公元前 200年前後，中國封建王朝開始用各種傳播媒介發佈政令、文告。公元前59年，羅馬議事廳外逐日公佈元老院議事情況，後人稱這種書寫會議信息的塗瞭石膏的木板佈告牌為“每日紀聞”。考古發現，公元前50年中國已開始造紙，公元105年中國人蔡倫已制成質量較好的紙。約在7世紀，中國人又發明瞭雕版印刷術，從而為原始報紙的產生準備瞭條件。中國唐代的“報狀”、“進奏院狀”，是官方頒發的以記錄載入皇帝諭旨、臣僚奏章和朝廷政事為主要內容的官報，後人通叫作“邸報”。邸報是古時候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個貢獻。
近代報刊業的產生和發展是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伴生物，新聞傳播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開始顯示出來。科學技術的進步使鉛字活版印刷很快普及，從而有可能大量印刷報紙。最早的印刷報紙是意大利1566年出版的單張印刷出售的《威尼斯公報》。17世紀初，不定期報紙已在歐洲各國普遍發行。從那時起，愈來愈多的人專門從事新聞傳播活動，逐漸形成瞭近代意義上的新聞事業。
19世紀30年代出現瞭全地球第 1傢向訂戶供稿的通訊社──法國哈瓦斯通訊社。到20世紀前半期，新聞事業除文字印刷、電報播發外，又增添瞭新聞攝影、新聞紀錄影片、廣播和電視等傳播工具，並且繼續向電子化發展。1965年，美國發射全地球第1顆商用國際通信衛星，使一個地方發生的新聞，通過實況轉播讓世界各地的人皆能親眼目睹。隨著現代化程度的提高，新聞事業已成為全地球作用與影響最廣泛、與千百萬人的平時生活聯系最緊密的社會事業之一。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6年的統計，世界各地方出版的日報達11273種， 日發行量超過5億份；各種頻率和頻道的廣播電臺57506座。人們已無法想象，在當今世界，假如沒有報刊、廣播、電視，社會生活會是啥樣。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有一些社會職業衰落或消失瞭，新聞傳播事業卻方興未艾。
五：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介紹
該書是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復旦博學”精品教材《新聞與傳播學》系列教材（新世紀版）中的一種。其以專業的視角，即以中國新聞事業自己一身發展的歷史規律為脈絡，闡述瞭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將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瞭一個新的層次。作者在書中繼承瞭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又用其開放性的視野和國內外新聞傳播文化的基蘊，形成瞭這部教材兼專著。
六：新聞史的發展歷程
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瞭。這被公認為是我國新聞史系統研究的開端，標志著我國新聞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階段走上瞭系統化研究的道路，成為在很長久裡無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問世；稍後，由他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出版，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研究攀上瞭新的高峰。兩座學術高峰的聳立，熔鑄著幾代學人尤其是戈公振和方漢奇兩位巨擘的智力和艱辛。
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幾乎是與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誕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應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1838年寫的《京報分析》。較早對中國新聞事業進行專門研究的文章有：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中土》、1873年《申報》上的《論中國京報異於外國新報》等。這幾個文章中隻有相關的一些文字論及中國新聞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統。較為系統地論述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國各報館始末》，1901年梁啟超的《中國各報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閑話》一書中姚公鶴所寫《上海報刊小史》一節。這幾個文章都註意和提防到瞭我國古代報刊與近代報刊的根本差異，啟發人們去思考我國古代新聞事業的源頭與變遷，關註尚很年輕的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由此而產生瞭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然而，作為起步階段的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很粗糙，線索模糊，史料單薄。就是具有中國最早的新聞史專著之稱的《上海報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難找到報刊的確切創刊日期、發行數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語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啟超的文章則更為簡約，著重是提供瞭一些線索。總的而言，1927年前中國新聞史研究尚處於零碎的非系統狀態。
新聞學教育的興起
1920年之後，咱們國傢的高等教育中開始設置新聞學專業，最初叫做“報學系”。伴隨教學活動的開展，作為新聞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理所當然地受到瞭人們的註重和重視。這期間，固然沒有專著和表現性的文章問世，但新聞史的教學活動在客觀上卻明顯地促進瞭新聞史研究的系統化發展，使之邁出瞭新聞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瞭積累資料、匯總規律的新臺階。
第一部新聞史專著的出版
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可能就是這一階段的歷史積累所結出的碩果。在《戈公振年譜》中有這樣一段記錄載入：“(1925年)上海國民大學開設報學系，戈公振任教《中國報學史》……依據多年的教學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資料，戈公振開始撰寫《中國報學史》，將我國新聞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艱辛的勞動。為瞭證實史料的可靠性，他數次寫信虛心向別人求教。為瞭覓得第一手報刊資料，除瞭在《時報》刊登‘訪求舊報’廣告外，還不辭辛苦地在上海徐傢匯藏書樓等處消磨瞭大量的時光。10餘年來，他一直不停地廣泛搜集史料，導致擺設在他那書房兼臥室睡房的4張高大的書架上，全部堆滿有關新聞書籍和各種稀有報刊與剪報。他那如癡如醉的治學精神，使同事與朋友們都大為驚嘆。”〔1〕
完成於1926年底的《中國報學史》於1927年11月出版瞭。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新聞史專著，“系統全面地介紹和論述瞭中國新聞事業發生發展的歷史”。〔2〕《中國報學史》匯集瞭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瞭中國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大體脈絡，確定瞭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它的出版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系統研究的開端，這在我國新聞史學史上有重大的裡程碑意義。從此以後，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體現出全面鋪開之勢，通史、地域史、斷代史、人物史、專題史等方面的專著紛紛問世。據統計，解放前，我國出版的新聞史專著不下50種，絕大都是1927年後的作品。“這一時期的新聞史研究，在新聞史的各個范疇皆有所開拓，取得瞭不少成果，初步奠定瞭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基礎。”〔3〕 解放前的徘徊時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國的新聞史研究是有進展的，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大突破。在這50多部作品中，“率爾操觚，展轉抄襲，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調查研究，幹脆閉門造車，連基本的史學求真的精神都沒有。如蔡寄鷗的《武漢新聞史》，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講述武漢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專著。作者記述瞭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雖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皆是一堆感性的東西，沒有對武漢新聞事業發展的實證考察和總體把握，語言模糊，結構松散，全無史書應有的嚴謹態度。這幾個專著在解放後連再版的價值都不存在瞭。方漢奇先生曾評價道：“大部分新聞史著作的水平還不高，分量也稍顯單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最見功力，作用與影響最大……是舊咱們國傢的新聞著作當中唯一有外文譯本的一本書……又是中華人民成立後唯一再版過的舊咱們國傢的新聞史學專著。”〔4〕由此可見，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不但是中國系統新聞史研究的開山之著，還是解放前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登峰造極之著，代表著解放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創作的《中華新聞史》，林語堂用英語寫的《中國報業及輿論史》，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白瑞華所著《中國報業》等書，都是依據《中國報學史》提供的材料寫成的〔5〕”。
解放後的徘徊時期
解放後直到1978年，新聞史的研究繼續在海峽兩岸同時進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陸研究的重點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zhong gong領導的剪掉鞭子報刊和進步報刊的歷史。這部分歷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過，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補充瞭我國新聞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作用與影響比較深，對古近代報刊史和現代同期其他類型的新聞事業的研究不足。還談不上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全面開展。在此期間累計出版的新聞史方面的專著有30多種，但同樣缺乏深度與力度。在新聞學的教學中長期使用的仍為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新聞史專業人士朱傳譽在1966年曾無奈地說過：“盡管戈著缺點許多，不合時宜，但他以後，國內始終沒有出現過第二本系統性新聞史著作。”該年出版的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應該是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閱此書不難發現，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舊說，沒有進行應有的補正，在現當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體例上，它分主題進行闡述，“無異專史”，違背瞭通史按時間順序進行全面闡述的基本做法。因為偏居一隅“現存大陸出版的報刊不多”這一先天不足，加上對大陸明顯的敵對情緒，無形中限制瞭新聞史研究的整體水平。總的而言，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規范、紮實，出瞭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整體、客觀的考察。中國新聞史研究處於徘徊狀態。
陷於徘徊的緣故
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史料豐富而不確切，後被考訂出有200多處錯誤；闡述系統而不深入，“敘述不免偏頗，如上海報業介紹較詳，其他地區則顯簡略”；並且，“戈著體系欠完整，任何學術專史著作，應以時為經，用其發展為緯。戈氏強分中國新聞事業為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民國成立以後、報界之現狀等立章，實屬武斷，與發展史實多所不合”。〔6〕不難看出《中國報學史》本身尚屬不成熟之著，有待發展與完善。 方漢奇著《中國近代報刊史》
經過30多年的積累，1978年夏，方漢奇開始瞭《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寫作。1981年《中國近代報刊史》問世瞭。在這部50餘萬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國早期的報紙”為題，對我國自唐代以來的新聞事業進行瞭必要而簡略的闡述，隨後將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間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狀況進行整體描述。此書一出“在海峽兩岸新聞學界曾經引起一定作用與影響，也受到瞭國外新聞學界的註意和提防”，〔7〕被公認為是，自戈著之後“50年來第一部有作用與影響的新聞史專著”。〔8〕
從《中國近代報刊史》所覆蓋的內容跨度來看，它與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基本一致。但比較兩著，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質的區別。first of all，在史料的擁有上，戈著之所以能歷經半個世紀而不衰，其中主要的理由之一在於它的材料的豐富性，在那個時候的新聞史專著中確屬少見。1928年5月“天津《大公報》文學周刊刊載署名‘素癡’的《評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文章‘……此書搜討之勤，網羅之富，實為近來著作之罕見者……’”。〔9〕然而，作為開山之著，它又有很多地方需要進一步考證。相應地，因事實錯誤而得出的結論也不能成立。方著則大量地吸收瞭50多年來的新聞史研究的成果，對近代報刊進行瞭全面的考證，糾正瞭以往新聞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錯誤，可以說，該書是在全面糾正以往錯誤的基礎上寫就的，不但對戈公振書中的200多處錯誤一一予以糾正，還糾正瞭50年來新聞史研究中的各種錯謬之處。此外，書中大量補充瞭新的史料。考訂之精良，單從註釋中就能看出：作者在敘述1902年到1911年這十年間我國新聞攝影發展的情形時，說：“清朝原來對新聞攝影活動多方限制。”在這句話的註釋中，方先生舉瞭直隸總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緒靈車時，因沿途攝影而被彈劾“大不敬”、被革職一事作解釋，說明那個時候佈衣在攝影方面更是動輒得咎的情況。其次，從戈公振以來，人們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描述總是粗線條的，材料準備不足，總體把握不夠。而方著則對這兩方面都實現瞭突破。方漢奇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描述細膩而全面。不但有對重大事件與人物來龍去脈的詳細闡述，還有對新聞業務點點滴滴的發展狀況的描述，既讓人看到瞭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總趨勢，並且還讓人對各個階段發展的特征與重要的細節與關鍵有深入的把握。基於對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全面瞭解，方著中按我國新聞事業在各個時期發展的總體內容以及特點的區別進行瞭規范而又科學的分析，讓人們對此階段新聞事業發展的瞭解清晰明瞭。從而在體例上確立瞭新聞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時間為經，按新聞事業自己一身發展中所顯示的主題不同，分別劃列出各個時期，按嚴格的歷史分期依次進行陳述。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聞史專著中所不曾確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實，不輕易褒貶人、事。真正做到瞭論必有據，“論從史出”，無一字空談。方著中對新聞史的分析與論證多數都是拿事實來說話的，持論公允、客觀，有說服力，能讓人獲悉到歷史的本來面目。基於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說這是一部經得起考驗的信史。由此可見，不管是從材料的充分占有、體例的完備這幾個學術規范上來看，還是從指導思想的明晰與科學、持論的公允與客觀這幾個新聞史研究的科學化程度來看，方著都是一部新聞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但為社會提供瞭一部完整、系統的近代報刊史，他還樹立起瞭新聞史治史的科學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實的材料，以辯證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去探討新聞史發展的特殊規律。
從此，中國新聞史研究走上瞭《中國近代報刊史》開拓的科學道路，開始結出累累的碩果。以《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為代表的斷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國現代廣播簡史》、《新華日報史》為代表的專題史、以《鄧拓傳》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為代表的編年史等等新聞史著述在以後的十餘年間相繼問世，填補瞭我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一個個空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中國新聞史研究真正走向瞭全面、深入開展的新裡程。改革開放20年來的新聞史研究，不但在數量上遠遠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聞史專著的總和，並且在質上與此前的新聞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嚴謹，註重考證；論述系統、周密；反映歷史客觀、忠實。總體上體現出成熟、科學治史的新風格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