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先生看風水準不準呢風水推算陰陽生(陰陽先生看風水)

一：陰陽先生說的話靠不靠譜呢?

信一半吧，有些比較準的，不過這樣的陰陽先生非常難遇見。

二：陰陽先生可信嗎，

是真的，先人研究瞭幾千年的東西，不過呢我們此刻業已不認先人瞭。

三：陰陽先生是啥玩意?

陰陽先生，多指懂些風水、陰陽八卦、五行命理的一類人，早期多從道教演化而來，為人精密推算禍福吉兇、生老病死等等。多數都是專指風水師，但在東北一些地方，從事殯葬禮儀的專業人員，亦稱陰陽先生。

起源

古時候茅山道士 上清派祖師楊羲等和東晉煉丹傢葛洪，都先後在此修煉過。南齊永明十年，做瞭十四年朝廷閑官“奉朝請”的陶弘景，突然提出辭呈，齊武帝準允後，他就到茅山做瞭隱士。在金壇華陽洞內住瞭下來，並為自己取瞭個道號“華陽隱居先生”。 茅山宗前身為道傢的上清派，陶弘景繼承瞭楊羲、許謐所傳的上清經，悉心編纂瞭專門記述著上清派早期的教義、方術，以及歷史的《真誥》及《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等的兩百餘卷道經，在此弘揚上清經法。後又經他及眾弟子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教理和組織逐漸完備，後人因以茅山為祖庭，才逐漸發展演成為瞭以後的"茅山宗"，亦是上清派以茅山為發展中心的別稱。 自陶弘景以後，茅山宗人才輩出，其作用與影響也日漸擴大。唐宋時期的茅山宗進展到瞭高峰，唐代茅山道士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等，均極得大唐宗室的尊崇。 茅山宗主要傳承瞭《上清大洞真經》，修持方法以思神、誦經為主。亦有煉丹，宗師陶弘景本人就是一位精於煉丹的高手，梁武帝就曾經服食過他的丹藥。 宋朝至明朝時期茅山宗與各派所融合，不復存在。也有的人說陰陽先生可以抓鬼，降妖伏魔，大都都是貼符咒。。。

發展

提起陰陽先生，可能生活在當今社會社會的大部分人都非常陌生。終究，代表一種傳統行業，陰陽先生已消亡多年。因為傳世資料的有限與零散，我們已非常難對這一行業進行全面而詳盡的瞭解。然而，如若細細爬梳相關史料，或多或少還是能夠還原這一傳統行業的部分真相的。

在傳統社會與近代中國，上自達官顯貴，下至黎民百姓，陰陽先生與人們的平時生活密切相連。在《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曹禺先生的話劇《北京人》、老舍先生的小說《柳傢大院》等傳統和近現代的文學作品中，均不乏陰陽先生的身影。成書於清末民初的《清稗類鈔》，對老北京的陰陽先生更有著如此的

記錄載入：“京師人傢有喪，不管男女，必請陰陽生至，令書殃榜。此殃榜，蓋為將來屍柩出城時之證也。”（徐珂：《清稗類鈔·喪祭類》，中華書局，1984年版）陰陽生，又稱陰陽先生，俗稱風水先生，一般指的是以喪葬、相宅、星占等為業的人。因其所從事的工作，與生死（陰陽）兩個世界相關，故而得名。一般來看，陰陽先生所從事的工作與堪輿傢有著部分重合。於是，有學者常常將兩者混為一談。

其實也就是說，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一些區別的。相對來講，陰陽先生主要以主持喪葬儀式，尤其是批寫殃榜為主；而堪輿傢在從事地理風水的勘驗之餘，常常兼而扮演陰陽生的角色。在老北京，便經常會在堪輿傢的門首看見“風水陰陽地理”的牌子（李傢瑞：《北平習俗類征》，上海文藝出版社，據商務出版社1937年本影印）。

一般而講，從事陰陽生這一職業的途徑主要有這麼幾種。一種是陰陽生世傢，老少幾代都從事此業，在這一行業自然威望素著。誠然，拜師授徒也屬於一種重要的途徑，一位有名氣的陰陽先生身邊總會帶有一兩個徒弟，待學業完滿後自立門戶。此外，明清以降，伴隨著出版印刷業的發達，相關知識的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部分儒生或稍具一定知識水平的人，皆可以通過研習典籍從事此業。也正所謂從這一時期起，陰陽先生的構成日益龐雜。如上文所言，陰陽先生最核心的工作是為喪傢批寫“殃榜”。“殃榜”的得名，歸因於國人守舊的生命觀念。古代人們認為，生人具有三魂七魄。人死之後，魂魄隨之消散。其中七魄被叫作“殃”又稱“煞氣”）。七魄先後離開人體的過程，被叫作“出殃”。“殃”有顏色，離開人體時有高度，亦有方向。誠然，普通人對此是不得而知的。這需要陰陽先生來精密推算，精密推算的結果與亡人的姓名、性別、年齡、死因、忌諱與禁忌等一齊寫在一張黃表紙上，這便是“殃榜”。

關於開殃榜的技術與理論，今天大約已沒有多少人清楚瞭。在老百姓中，明人柳編纂的《三元總論》常常被陰陽生作為入門書來研習。說到《三元總論》，其實也就是說是一部探討人們居住、愛情婚姻和安葬的類書。在這部書的下卷《塋元課定》中，便詳細地記錄載入著與書寫殃榜相關的知識。打比方說，關於出殃的時候、方向以及殃高幾許等，都依據時令以及年齡、性別、屬相的區別有著對應的精密推算程式。對於想從事這一行業的人來講，隻要熟練地掌握個中的口訣訣竅，普通情況皆能夠應對裕如。陰陽先生開業後，大部分都有著自己的堂號。盡管這一行業在其他人看來有些陰森恐怖，但其堂號的命名卻相對別致。據民間風俗學傢常人春先生記錄載入，在民國初年，北京小有名氣的陰陽先生堂號有北城土兒胡同的“一善堂”、西城翠花橫街的“伯壽堂”、羊房胡同的“桂林堂”、石碑胡同的“修德堂”，等等。堂主常常將自傢的堂號印在一張三寸長、兩寸寬的黃紙條上作為標記。

有人來請時，即將這個標志帶回，按著亡人的性別，分男左女右貼在喪傢門首。待陰陽先生來到亡人的門首，依據標志位置的區別，即可對亡人的性別屬性預先有所瞭解（常人春：《紅白喜事—舊京婚喪禮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通常情況下，陰陽先生多在喪傢來請的幾個小時後前往。這樣做的用意，用陰陽生的行話說，是怕亡人的毒氣不能盡發”。其實也就是說，是擔心亡人未曾咽下最後一口氣而給對方傢裡帶來晦氣。待來到亡人的傢裡後，陰陽先生常常會先給亡人行禮，緊接著查看亡人的手相、頭臉和四肢，並查驗醫生開具的藥方，詢問亡人的死因以及幾時故去，最後據此開寫殃榜（參見“陰陽生戴鴻泉供狀”，北京市檔案館藏：“外右三區表送陰陽生戴鴻泉違背取締規則一案”，檔號：J181-19-47862）。在今人看來，恐怕陰陽生的這一系列行為，不免流於與滑稽。然而，在古代人們看來，這一切卻是不證自明的。在傳統國人的眼中，殃榜可是整個喪葬活動的核心所在，容不得半點置。由於殃榜不但決定著亡人何時入殮、幾時出殯等一一連串的活動；更為關鍵的是，它還關系著全傢族的前途與子孫的興旺隆替。如若生者在某個環節上與陰陽生所批示的殃榜相違背，那可遭遇著“重喪”（再死人）的危險。於是，老北京人對陰陽生萬分崇信。

也鑒於此，自清代始，開始付與陰陽生以偵察民隱的責任。一般而講，如若陰陽生在開具殃榜前發現屍身有異，常常會拒絕開寫殃榜並上報官府得知。然而，有關素材顯示，陰陽生的法醫學知識常常憑經驗獲得，難免過於簡單。此外，要求其對官府與亡人負責的精神也非常難得到認真的貫徹。在守舊的人情倫理以及錢財的誘惑下，陰陽生有時睜隻眼閉隻眼，敷衍瞭事。在北京市檔案館塵封的檔案資料中，即有著多則如此的事例。打比方說，陰陽生段清顯為傢住在外右四區的薑文佐亡妻許氏開寫殃榜，其間發現許氏乃服毒。見事有蹊蹺，段清顯遂想抽身離去。孰料薑文佐軟硬兼施，如若不開寫殃榜，休想離開薑宅。最後，段清顯百般無奈，隻得就范。顯然，假如此事不被警員察知，也就不瞭瞭之瞭。（北京市檔案館藏：“京師捕头廳外右四區分區表送薑文佐之妻許氏身死不明陰陽生段清顯知情開寫殃書殮埋等情一案卷”，檔號：J181-019-41512）有清一代，沒有殃榜，亡人是不允許被埋葬的。到瞭民國初期，北洋則規定，殃書寫具後要帶至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由此可見，榜無異於一紙“死亡診斷書”。按老北京的風俗，殃榜寫成後大多攜至墳地焚化。於是，殃榜究系何等模樣，今人已非常難一見。在北京市檔案館中，仍然保存著幾張民國初年的殃榜。依據材質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制作比較簡單，殃榜大小在一尺見方，紙質粗糙，毛筆批示仍清晰可見。還有一種則比較精致，有封皮，上書殃榜”二字。在殃榜的第2至第4頁，清楚地印有陰陽生的職責以及註意和提防問題與事項。在殃榜的最後，還有一張殃聯，是用於上報警署換取抬埋執照的。很顯然，後一種是民國時期北洋統一發放的。兩相比較起來，後者固然精致雅觀，但在收費上卻要明顯地高於前者。

盡管陰陽先生的經濟收入也算可觀，然而，陰陽先生的社會地位卻並不高。這方面與國人對“死亡”及其相關事務非常忌諱和避諱有關；另一邊，也與部分陰陽先生時常去刺探老百姓的活法隱私並借機敲詐等無良行徑不可分離。在老北京，陰陽先生常常被呼以“狗陰陽”，其社會形象可想而知。國人所專有的這種對陰陽生既崇信又厭惡的矛盾心態，實在是令人玩味。

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除瞭專門服務於皇室的陰陽生（又稱“天文生”）外，在守舊的民間，陰陽先生的從業狀態幾乎完全是自發的、分散的，國傢並無嚴格的規范機制。然而，到瞭清代晚期，尤其是民國建立之後，伴隨著捕头制度在全國各地的一步步建立，國傢對與生、死相關事務的控制愈來愈嚴密。與此並 且，在科學主義的大纛下，部分先進人士以“缺乏科學知識”以及“陰陽生對於有喪之傢常常借出殃榜以行敲詐”為由，對陰陽先生大肆攻訐，極力呼籲予以取締。陰陽先生，這一能夠追溯至先秦時期陰陽傢的行業，開始面臨近代國傢的全面規范，自此由盛而衰。

1913年9月，北京市率先頒發瞭《京師捕头廳衛生處關於取締陰陽生及產婆規則的公函》。公函規定，陽先生如若從業，必須將自己一身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師承、從業年數以及收費數目等統一填寫，上報警廳；公函還開列瞭陰陽先生從業的註意和提防問題與事項，規定陰陽先生從業必須經過考試並領取營業執照；陰陽先生在從業過程中，不得“扶同隱徇”、“不得賄賣殃書”，如遇有“變死”（異常死亡）等情事，必須據實報之警廳。（北京市檔案館藏：《京師捕头廳衛生處關於取締陰陽生及產婆規則的公函》，檔號：J181-018-00222）此外，捕头廳借喪傢攜帶殃榜赴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之機，不時派警員至亡人傢裡核驗，查看亡人的死因是否與殃榜上所書一致。亦即在這個過程中，警署發現瞭很多不合實際的情形。而但凡發現類似情形，警廳多以“謀取錢財”、擅

開殃榜”等罪名將陰陽生予以取締。到瞭20世紀20年代，北京市更嚴禁新的從業者開業。由此一來，從事陰陽生之人員不斷減少。

1927年，規定不再以殃榜作為領取出殯執照的根據。如遇有喪事，隻須執醫生處方，直接到衛生局申報死亡即可。從此以後，陰陽先生盡管仍然從業，但僅限於應付民間的習俗習慣而已。到瞭20世紀30年代，相關統計顯示，在北平從事陰陽生行業的人數已所剩無多，且從業者多是些上瞭年紀的老人瞭因為材料的限制，若想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全國陰陽先生的數量以及分佈情況進行準確的評估，實在是大非易事。然而，北平的這一狀況，對於瞭解那個時候全國，起碼是各大多數市中陰陽先生的從業狀態，或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瞭。

如若說，與大城市相比，北洋與國民對農村地區的統治力仍相對薄弱，從而使陰陽先生在農村可能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那麼新中國成立後，國傢與自上而下、由城市至鄉村有步驟地推行新式的喪葬文明，此引發的，那麼是農村這塊最終的“陣地”也漸漸被陰陽先生失去瞭。誠然，晚近以來，在部分城鎮和鄉村中也活躍著一些風水先生，但與傳統社會的陰陽先生比起來，不管在工作內容還是工作程式上，都已有著相當程度的區別瞭。

伴隨著時間的流逝，陰陽先生這一與過往人們平時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在經歷瞭天翻地覆的社會變革後，最終悄無聲息地退出瞭歷史的舞臺。與此並 且，關乎這一行業的諸多相關記憶，也如那河面上漸漸散去的漣漪，正慢慢地消失在歷史的罅隙之中。

四：陰陽先生是不是真的?我想學學看風水，給點建議

從古就有的，真假不好說，但此刻估計真的不多瞭

假如覺得自己有特長

看看易經吧

五：陰陽先生召喚寶葫蘆看風水是那一部?

茅山道士

陰陽先生之中轉站

六：陰陽先生是啥玩意?

陰陽先生，多指懂些風水、陰陽八卦、五行命理的一類人，早期多從道教演化而來，為人精密推算禍福吉兇、生老病死等等。多數都是專指風水師，但在東北一些地方，從事殯葬禮儀的專業人員，亦稱陰陽先生。

起源

古時候茅山道士 上清派祖師楊羲等和東晉煉丹傢葛洪，都先後在此修煉過。南齊永明十年，做瞭十四年朝廷閑官“奉朝請”的陶弘景，突然提出辭呈，齊武帝準允後，他就到茅山做瞭隱士。在金壇華陽洞內住瞭下來，並為自己取瞭個道號“華陽隱居先生”。 茅山宗前身為道傢的上清派，陶弘景繼承瞭楊羲、許謐所傳的上清經，悉心編纂瞭專門記述著上清派早期的教義、方術，以及歷史的《真誥》及《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等的兩百餘卷道經，在此弘揚上清經法。後又經他及眾弟子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教理和組織逐漸完備，後人因以茅山為祖庭，才逐漸發展演成為瞭以後的"茅山宗"，亦是上清派以茅山為發展中心的別稱。 自陶弘景以後，茅山宗人才輩出，其作用與影響也日漸擴大。唐宋時期的茅山宗進展到瞭高峰，唐代茅山道士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等，均極得大唐宗室的尊崇。 茅山宗主要傳承瞭《上清大洞真經》，修持方法以思神、誦經為主。亦有煉丹，宗師陶弘景本人就是一位精於煉丹的高手，梁武帝就曾經服食過他的丹藥。 宋朝至明朝時期茅山宗與各派所融合，不復存在。也有的人說陰陽先生可以抓鬼，降妖伏魔，大都都是貼符咒。。。

發展

提起陰陽先生，可能生活在當今社會社會的大部分人都非常陌生。終究，代表一種傳統行業，陰陽先生已消亡多年。因為傳世資料的有限與零散，我們已非常難對這一行業進行全面而詳盡的瞭解。然而，如若細細爬梳相關史料，或多或少還是能夠還原這一傳統行業的部分真相的。

在傳統社會與近代中國，上自達官顯貴，下至黎民百姓，陰陽先生與人們的平時生活密切相連。在《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曹禺先生的話劇《北京人》、老舍先生的小說《柳傢大院》等傳統和近現代的文學作品中，均不乏陰陽先生的身影。成書於清末民初的《清稗類鈔》，對老北京的陰陽先生更有著如此的

記錄載入：“京師人傢有喪，不管男女，必請陰陽生至，令書殃榜。此殃榜，蓋為將來屍柩出城時之證也。”（徐珂：《清稗類鈔·喪祭類》，中華書局，1984年版）陰陽生，又稱陰陽先生，俗稱風水先生，一般指的是以喪葬、相宅、星占等為業的人。因其所從事的工作，與生死（陰陽）兩個世界相關，故而得名。一般來看，陰陽先生所從事的工作與堪輿傢有著部分重合。於是，有學者常常將兩者混為一談。

其實也就是說，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一些區別的。相對來講，陰陽先生主要以主持喪葬儀式，尤其是批寫殃榜為主；而堪輿傢在從事地理風水的勘驗之餘，常常兼而扮演陰陽生的角色。在老北京，便經常會在堪輿傢的門首看見“風水陰陽地理”的牌子（李傢瑞：《北平習俗類征》，上海文藝出版社，據商務出版社1937年本影印）。

一般而講，從事陰陽生這一職業的途徑主要有這麼幾種。一種是陰陽生世傢，老少幾代都從事此業，在這一行業自然威望素著。誠然，拜師授徒也屬於一種重要的途徑，一位有名氣的陰陽先生身邊總會帶有一兩個徒弟，待學業完滿後自立門戶。此外，明清以降，伴隨著出版印刷業的發達，相關知識的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部分儒生或稍具一定知識水平的人，皆可以通過研習典籍從事此業。也正所謂從這一時期起，陰陽先生的構成日益龐雜。如上文所言，陰陽先生最核心的工作是為喪傢批寫“殃榜”。“殃榜”的得名，歸因於國人守舊的生命觀念。古代人們認為，生人具有三魂七魄。人死之後，魂魄隨之消散。其中七魄被叫作“殃”又稱“煞氣”）。七魄先後離開人體的過程，被叫作“出殃”。“殃”有顏色，離開人體時有高度，亦有方向。誠然，普通人對此是不得而知的。這需要陰陽先生來精密推算，精密推算的結果與亡人的姓名、性別、年齡、死因、忌諱與禁忌等一齊寫在一張黃表紙上，這便是“殃榜”。

關於開殃榜的技術與理論，今天大約已沒有多少人清楚瞭。在老百姓中，明人柳編纂的《三元總論》常常被陰陽生作為入門書來研習。說到《三元總論》，其實也就是說是一部探討人們居住、愛情婚姻和安葬的類書。在這部書的下卷《塋元課定》中，便詳細地記錄載入著與書寫殃榜相關的知識。打比方說，關於出殃的時候、方向以及殃高幾許等，都依據時令以及年齡、性別、屬相的區別有著對應的精密推算程式。對於想從事這一行業的人來講，隻要熟練地掌握個中的口訣訣竅，普通情況皆能夠應對裕如。陰陽先生開業後，大部分都有著自己的堂號。盡管這一行業在其他人看來有些陰森恐怖，但其堂號的命名卻相對別致。據民間風俗學傢常人春先生記錄載入，在民國初年，北京小有名氣的陰陽先生堂號有北城土兒胡同的“一善堂”、西城翠花橫街的“伯壽堂”、羊房胡同的“桂林堂”、石碑胡同的“修德堂”，等等。堂主常常將自傢的堂號印在一張三寸長、兩寸寬的黃紙條上作為標記。

有人來請時，即將這個標志帶回，按著亡人的性別，分男左女右貼在喪傢門首。待陰陽先生來到亡人的門首，依據標志位置的區別，即可對亡人的性別屬性預先有所瞭解（常人春：《紅白喜事—舊京婚喪禮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通常情況下，陰陽先生多在喪傢來請的幾個小時後前往。這樣做的用意，用陰陽生的行話說，是怕亡人的毒氣不能盡發”。其實也就是說，是擔心亡人未曾咽下最後一口氣而給對方傢裡帶來晦氣。待來到亡人的傢裡後，陰陽先生常常會先給亡人行禮，緊接著查看亡人的手相、頭臉和四肢，並查驗醫生開具的藥方，詢問亡人的死因以及幾時故去，最後據此開寫殃榜（參見“陰陽生戴鴻泉供狀”，北京市檔案館藏：“外右三區表送陰陽生戴鴻泉違背取締規則一案”，檔號：J181-19-47862）。在今人看來，恐怕陰陽生的這一系列行為，不免流於與滑稽。然而，在古代人們看來，這一切卻是不證自明的。在傳統國人的眼中，殃榜可是整個喪葬活動的核心所在，容不得半點置。由於殃榜不但決定著亡人何時入殮、幾時出殯等一一連串的活動；更為關鍵的是，它還關系著全傢族的前途與子孫的興旺隆替。如若生者在某個環節上與陰陽生所批示的殃榜相違背，那可遭遇著“重喪”（再死人）的危險。於是，老北京人對陰陽生萬分崇信。

也鑒於此，自清代始，開始付與陰陽生以偵察民隱的責任。一般而講，如若陰陽生在開具殃榜前發現屍身有異，常常會拒絕開寫殃榜並上報官府得知。然而，有關素材顯示，陰陽生的法醫學知識常常憑經驗獲得，難免過於簡單。此外，要求其對官府與亡人負責的精神也非常難得到認真的貫徹。在守舊的人情倫理以及錢財的誘惑下，陰陽生有時睜隻眼閉隻眼，敷衍瞭事。在北京市檔案館塵封的檔案資料中，即有著多則如此的事例。打比方說，陰陽生段清顯為傢住在外右四區的薑文佐亡妻許氏開寫殃榜，其間發現許氏乃服毒。見事有蹊蹺，段清顯遂想抽身離去。孰料薑文佐軟硬兼施，如若不開寫殃榜，休想離開薑宅。最後，段清顯百般無奈，隻得就范。顯然，假如此事不被警員察知，也就不瞭瞭之瞭。（北京市檔案館藏：“京師捕头廳外右四區分區表送薑文佐之妻許氏身死不明陰陽生段清顯知情開寫殃書殮埋等情一案卷”，檔號：J181-019-41512）有清一代，沒有殃榜，亡人是不允許被埋葬的。到瞭民國初期，北洋則規定，殃書寫具後要帶至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由此可見，榜無異於一紙“死亡診斷書”。按老北京的風俗，殃榜寫成後大多攜至墳地焚化。於是，殃榜究系何等模樣，今人已非常難一見。在北京市檔案館中，仍然保存著幾張民國初年的殃榜。依據材質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制作比較簡單，殃榜大小在一尺見方，紙質粗糙，毛筆批示仍清晰可見。還有一種則比較精致，有封皮，上書殃榜”二字。在殃榜的第2至第4頁，清楚地印有陰陽生的職責以及註意和提防問題與事項。在殃榜的最後，還有一張殃聯，是用於上報警署換取抬埋執照的。很顯然，後一種是民國時期北洋統一發放的。兩相比較起來，後者固然精致雅觀，但在收費上卻要明顯地高於前者。

盡管陰陽先生的經濟收入也算可觀，然而，陰陽先生的社會地位卻並不高。這方面與國人對“死亡”及其相關事務非常忌諱和避諱有關；另一邊，也與部分陰陽先生時常去刺探老百姓的活法隱私並借機敲詐等無良行徑不可分離。在老北京，陰陽先生常常被呼以“狗陰陽”，其社會形象可想而知。國人所專有的這種對陰陽生既崇信又厭惡的矛盾心態，實在是令人玩味。

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除瞭專門服務於皇室的陰陽生（又稱“天文生”）外，在守舊的民間，陰陽先生的從業狀態幾乎完全是自發的、分散的，國傢並無嚴格的規范機制。然而，到瞭清代晚期，尤其是民國建立之後，伴隨著捕头制度在全國各地的一步步建立，國傢對與生、死相關事務的控制愈來愈嚴密。與此並 且，在科學主義的大纛下，部分先進人士以“缺乏科學知識”以及“陰陽生對於有喪之傢常常借出殃榜以行敲詐”為由，對陰陽先生大肆攻訐，極力呼籲予以取締。陰陽先生，這一能夠追溯至先秦時期陰陽傢的行業，開始面臨近代國傢的全面規范，自此由盛而衰。

1913年9月，北京市率先頒發瞭《京師捕头廳衛生處關於取締陰陽生及產婆規則的公函》。公函規定，陽先生如若從業，必須將自己一身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師承、從業年數以及收費數目等統一填寫，上報警廳；公函還開列瞭陰陽先生從業的註意和提防問題與事項，規定陰陽先生從業必須經過考試並領取營業執照；陰陽先生在從業過程中，不得“扶同隱徇”、“不得賄賣殃書”，如遇有“變死”（異常死亡）等情事，必須據實報之警廳。（北京市檔案館藏：《京師捕头廳衛生處關於取締陰陽生及產婆規則的公函》，檔號：J181-018-00222）此外，捕头廳借喪傢攜帶殃榜赴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之機，不時派警員至亡人傢裡核驗，查看亡人的死因是否與殃榜上所書一致。亦即在這個過程中，警署發現瞭很多不合實際的情形。而但凡發現類似情形，警廳多以“謀取錢財”、擅

開殃榜”等罪名將陰陽生予以取締。到瞭20世紀20年代，北京市更嚴禁新的從業者開業。由此一來，從事陰陽生之人員不斷減少。

1927年，規定不再以殃榜作為領取出殯執照的根據。如遇有喪事，隻須執醫生處方，直接到衛生局申報死亡即可。從此以後，陰陽先生盡管仍然從業，但僅限於應付民間的習俗習慣而已。到瞭20世紀30年代，相關統計顯示，在北平從事陰陽生行業的人數已所剩無多，且從業者多是些上瞭年紀的老人瞭因為材料的限制，若想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全國陰陽先生的數量以及分佈情況進行準確的評估，實在是大非易事。然而，北平的這一狀況，對於瞭解那個時候全國，起碼是各大多數市中陰陽先生的從業狀態，或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瞭。

如若說，與大城市相比，北洋與國民對農村地區的統治力仍相對薄弱，從而使陰陽先生在農村可能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那麼新中國成立後，國傢與自上而下、由城市至鄉村有步驟地推行新式的喪葬文明，此引發的，那麼是農村這塊最終的“陣地”也漸漸被陰陽先生失去瞭。誠然，晚近以來，在部分城鎮和鄉村中也活躍著一些風水先生，但與傳統社會的陰陽先生比起來，不管在工作內容還是工作程式上，都已有著相當程度的區別瞭。

伴隨著時間的流逝，陰陽先生這一與過往人們平時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在經歷瞭天翻地覆的社會變革後，最終悄無聲息地退出瞭歷史的舞臺。與此並 且，關乎這一行業的諸多相關記憶，也如那河面上漸漸散去的漣漪，正慢慢地消失在歷史的罅隙之中。